在美国，经济学思想的重心一直处于马塞诸塞州剑桥镇上一条两英里长的线上，它的两端分别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然而，在相当遥远的西部，一个竞争者正在浮现。


 
　　最近几年，斯坦福大学把一批经济学家吸引到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加盟该校全明星阵容的经济系。同时，他们还挫败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挖走斯坦福经济学家的企图。
 
　　**加入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就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尔文·E·罗斯(Alvin E. Roth)教授，他此前执教于哈佛大学。不过，******青年经济学家的变化可能更引人关注。2000年以来，共有11人得过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授予40岁以下最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其中4人现在斯坦福大学，数量超过任何一所大学。其中两人是在过去几个月加入的：一位是哈佛大学不平等问题的研究者哈吉·柴提（Raj Chetty），另一位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马修·根茨科(Matthew Gentzkow)。
 
　　成功招募经济学家只是发展大计的一部分，眼下斯坦福大学正狠下赌注，全力将自己打造成美国******的大学。吸引力正预示着它作为美国头号大国的地位，它的本科录取率为全美国**，募资能力紧随哈佛大学在美国排第二，况且它周边还有一批全世界******活力的企业。斯坦福对抗东部大学的故事，与其他行业的情况如出一辙：不管是酒店业，还是汽车制造业，这些行业的老牌企业正面临着硅谷资本与创业者的挑战。
 
　　这也反映了经济学研究正在经历的大转型：最前沿研究越来越少依赖于个别脑力超群学者发展的数学模型，而更多取决于从不断增长的数据中挖掘真知灼见的能力。这种转变，为研究从社会收入差距到产业组织形式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一个正在塑造世界未来的地方，谁不愿意去呢？”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泰勒·考文(Tyler Cowen)反问道。考文是《纽约时报》的撰稿人，他经常在博客中讨论经济学发展的大趋势。在他眼里，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有那么一股活跃的劲儿，这在波士顿和剑桥镇很难接触到。”
 
　　在经济学界，斯坦福通常排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的后面。《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基于2013年对美国研究生院的调查，其中计算了各院系学者论文的引用量，斯坦福大学依然排在后面。不过，现在情况可能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的四年里，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资深教员人数增加了25%，有11位学者每年的累积俸禄可达百万美元，他们要么是从其他**院系挖过来的，要么是顶住了这些院系的诱惑留下来的。
 
话又说回来，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声誉并不取决于现如今声名显赫的教授们，而要看他们培养博士生的能力。在未来，关键要看他们培养出来的博士，研究承购是否被广泛引用，思想是否影响到重要的经济学讨论，以及他们能否成为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不论是为总统提供政策咨询，还是去领导中央银行。最近10任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无一例外出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最近的一次例外是1998年离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珍妮特·L·耶伦，她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近年对全球经济政策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博士中间，原美联储主席本·S·伯南克，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即将退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 布兰查德和美联储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均出自麻省理工学院。
 
　　不出所料，在美国东海岸许多******院系的眼里，剑桥在知识界的王者地位不容撼动。“斯坦福大学对我们哈佛的教员这么感兴趣，这证明了我们的强大，”新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戴维·莱布森(David Laibson)说。“我们拥有许多世界上最令人敬仰和******创新力的学者教授，所以很容易被盯上，斯坦福当然也想得到他们。”莱布森接着说，经济系与哈佛其他院系之间有许多合作研究，加之麻省理工学院和美国经济研究局就在附近，所以经济学思想在这一带高度集中。他还透露，哈佛大学经济系最近也在大举招贤纳士。
 
　　不过，斯坦福在近年来人才招募方面的成功，展现了经济学界正在经历的另一场转变。新招募的教员，不管你从事哪方面的研究，都能看出经济学势头从理论模型向“实证微观经济学”（empirical microeconomics）的转变，后者是用来分析现实世界如何运转的，它通常需要许多复杂实验或规模庞大的数据。这种工作还需要许多研究助理，进行与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用到的高级计算是上一代人无法想象的。
 
　　这种趋势在一流大学的经济系随处可见。即使在那些实力雄厚的传统经济系，也有许多学者在做实证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关于如何检验对抗全球贫困方法的研究，还有哈佛大学的罗兰·G·傅步兰(Roland G. Fryer Jr.)对种族不平等根源的研究。不过，最近签约斯坦福大学的学者们称，该校尤其适合开展这类研究，因为这里有宽敞的实验空间、充足的经费支持和唾手可得的工科人才。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过得不赖，但到了斯坦福发现一种令人兴奋的感觉，这里确实营造出了一些东西。”根茨科先生说，“实际上，作为一所大学，斯坦福目前正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而且坐拥许多优质资源。看上去，斯坦福似乎非常有心将这些资源用于经济学的前沿研究。”
 
　　据最近加盟的学者们透露，跟上一份工作相比，他们的薪酬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有些情况下科研预算更宽裕了。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约翰·W·艾克曼迪(John W. Etchemendy)承认，师资招募从该校院系合作的机制中受益良多，因为到了斯坦福，经济学家可以与计算机系、统计系的学者们共享资源，交流思想。
 
　　2012年从哈佛大学跳槽到斯坦福经济系的罗斯，提到了他在肾脏移植方面的研究工作。他致力于建立一个“肾脏捐赠匹配系统”，帮助那些因血型、抗原或抗体不匹配而无法给亲友捐献肾脏的人之间形成匹配。现如今，他正在与医学院、工程学院的同事们展开合作。“这样的系统在计算上是非常复杂的，”罗斯说。
 
　　大约在同一时间，柴提在收集和分析较为困难的大型研究集合中，看到了专注于大数据对研究带来的益处。例如，他的研究检验了幼儿教师的优劣在多大程度上对一个人一生的生活和收入产生持续的影响。“旧金山湾区(the Bay Area)的吸引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在数据、方法和机器学习方面拥有一些令人兴奋的机会。”他说。事实上，这类研究需要的实验室设备与硬科学的要求极为接近，而斯坦福就是利用了这些机会。
 
　　目前上不清晰，明星经济学家扎堆斯坦福，会否像其他**大学那样，形成一个逻辑一致的“斯坦福经济学派”。
 
　　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是新古典思想中的翘楚，他们强调市场的效率和政府干预的风险。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始终秉承凯恩斯传统，培养了多位高级别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他们曾在过去几年引领世界经济安然度过危机。
 
　　“不存在什么斯坦福学派，”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主任B·道格拉斯·博尔汉姆(B. Douglas Bernheim)说，“斯坦福并不是一个讲究学说的地方，因为学说通常会做简化，而我们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我们所要尝试解决的社会问题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在斯坦福，我们的基本共识是，研究人员必须对各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保持开放，但在自己的研究中必须严格、彻底和谨慎地采用******标准。”
 
　　换句话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学者们得出结论的过程，而不是得出了什么具体结论。
 
　　“我认为这是经济学的巨大进步，”柴提教授说，“斯坦福正在成为与哈佛经济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相媲美的**经济系，这表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正在变得更加深入。这对全世界的大学来说，都是天大的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场零和游戏。”
 
　　在最近的教员招募中，一件神秘武器从天降到斯坦福大学。“今年，连天气都很给力，”博尔汉姆补充说，“过去的这个冬天，波士顿地区九英尺的厚雪，为我们帮了大忙（他把那里的教授们赶到了我们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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